1月21至23日，上海博物馆协同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举办“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得到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参会代表总数为91人，其中，大陆学者68人，中国台湾、香港6人，美国、德国、荷兰、英国与日本的海外学者17位。分别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画院、天津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国内各大博物馆、高校及相关专业机构，佛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日本大阪市美术馆等海外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研讨会从“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画史意义”、“董其昌书画作品的鉴定问题”、“董其昌及其交游”、“董其昌的书法艺术”、“董其昌绘画的艺术特色与鉴藏”及“董其昌的艺术影响”六个方面，较全面地探讨这位承上启下、一代宗师的艺术成就与意义。

研讨会现场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致辞

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钱玲参会，并就董其昌的艺术影响这一主题发言，题为《一超直入：董其昌述论——兼谈天津博物馆藏董其昌绘画》。在发言中，她沿着中国历史的脉络，梳理了不同时期画坛对于董其昌的评价及其对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重要影响，并提及天津博物馆藏董其昌绘画的鉴定及艺术风格等问题。她指出：“作为晚明最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和史论家，董其昌（1555—1636）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但由于各种文献记述的偏差，其创作、画品及画学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矛盾性，使得后世对其评价毁誉参半，董其昌也成为画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清康熙、乾隆时期董其昌声誉达到巅峰，清代前期“四王”直接承袭其画学思想，王原祁称颂董其昌犹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康熙、乾隆则盛赞其画的富贵气。上行下效，奠定了董其昌在画史上的崇高地位。到了近现代，对其评价则是贬抑之词颇多。徐悲鸿说董其昌“才艺平平”“吾尤恨董断送中国画二百余年，罪大恶极”，及其后来在极左年代里，对其评价则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因了他的大官僚地主身份，尤其是“民抄董宦”史实而对其书画艺术一概贬斥。这些或扬或抑的评价都是基于评价者各自不同的艺术标准做出的，有很多背离了艺术本身的因素。”

本次研讨会有助于学界与公众认识一个真正的董其昌，同时推动中国美术史研究在海内外的进一步发展。